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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曾提出独有的问题，但是还没有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去论述（在庄子那里，独有无疑是个人的精神境界问题），至于玄冥之境，在庄子哲学中虽然包含着相关的意义，但是还没有形成如同郭象这样的独特理论。

特别在《三松堂自序》和《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几册中，更加强调了这一点。另方面却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的真正精神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离开体验功夫的认识，便是纯粹形式的认识，离开体验功夫的直觉，便是纯粹智性的直觉。大全是无外的，既然无外，就不能有主客内外之分，更不能把大全作为对象去认识。他认为每一种境界都是形式的、抽象的。这里所谓天，就是大全。他在晚年对于中国哲学进行了反思，认为讲中国哲学史要讲出它的真精神，这个真精神不是别的，就是境界的问题，正是这一点，具有永久的价值。

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实现人的本体存在，也是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结果。就其实际内容而言，他所谓公，主要是指社会利益和民族利益。所以，由认知主义开出的西方哲学传统，其意义基础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至少在如下两方面，我认为学问分类不能置身于合法性反思之外：其一、当初国人引进哲学来整理国学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认为中国古代学问分类体系不科学，或者用蔡元培的话说，一半断烂、一半庞杂[2]，只有用以哲学为首的西方学科体系来整理国学才是惟一出路。而在希腊晚期哲学中，哲学作为生活方式通过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学的训练来呈现。当一种学问不能建立自身的范式，能让学者们生命找到意义、找到永恒和不朽时，这种学问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找到了自己的合法性。其四，所谓定义不明说，我指有的人以哲学在历史上素无精确定义为由，为中国自古即有哲学辩护。

四 接下来，我想回应一下法国著名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1922—2010）对哲学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有哲学的角度谈论中国古代哲学或儒家哲学，就象我们谈论基督教哲学、佛教哲学那样，指现代人从哲学立场研究古人、从中建构出哲学。

柏拉图的哲学以及他之后的所有古代哲学，全都具有建立在哲学论辩与生活方式之间某种内在联系方面的旨趣[28]。这种生存抉择也隐含某种世界观，因而，哲学论辩的任务是揭示这种生存抉择和世界的表象，证明其合理性。[32]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61页。比如，contempatif一词在张宪的中译本中被翻译为静观，容易使人联想到儒家、道教甚至佛教的静坐或自省，但这种联想存在误区。

儒教伦理的这个核心命题指孔子君子不器的观点。[24] Plato, Socrates' Defence (Apology), in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 eds.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3. [25]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trans. David Car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8. 中译参照埃德蒙德·胡塞尔，张庆熊译：《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8页。传统学问该如何分类，并不影响中国哲学的合法性。[26]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前言第4页。

第二个是宗教将神同世界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对立的宗教本身同世界的伦理关系系统地统一起来的程度。然而，这种学术传统传到中国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44]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21页。[21]关键不在于追问我们以为自己拥有的浅显知识，而在于质疑我们自己和指导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些价值[22]，从而通过哲学探索认识他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和自己的真正存在[23]。

一个多世纪以来虽然中西交流日益深广，但中国人仍主要生活在自己想象出来的概念及其指示的学问中，似已习惯以这种方式自娱自乐、自我陶醉和满足。对一门学科来说，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定义虽难，含义却不难知晓。在道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中，也应该能发现理性化是其主要特征。诚如许多宗教学家指出的，是否以理性思维为主，是人类宗教史上一切伟大宗教区别于迷信、巫术、泛灵论等早期信仰的主要特征。其次，阿多由于强调哲学作为生活方式和精神修炼的意义，比较重视西方哲学中普遍性不强的另类传统，比如希腊晚期哲学和中世纪哲学。[21]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29页。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这种以传统学问功夫中断为前提的学术研究，如何能传承传统学问的真精神？号称代表时代精神、引领所有学科的哲学，真的是传承和发展古人学问的最佳方式吗？ 也许有人认为，分类体系与合法性是两个问题。所谓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范式，我指一套特定的研究方式和话语体系，无数研究者们能从中找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真问题，能激活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地探索的热情，并能从中找到自身生命的意义，找到永恒和不朽。

[9]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93页。这些都不是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典型特征。

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要把阿多所说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修炼理解成中国人的现世主义和实用主义。就哲学而言，人们往往根据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等一批公认的哲学家来理解其义。

[30]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14页。无论中国传统学问是不是哲学，并不影响我们从哲学立场研究之，建构出中国哲学。将求善的学问按求知的逻辑重新分类，五马分尸后纳入到文史哲等现代学科中去，必然导致传统学问的研究和传承方式人为中断，实际效果可能是对中国古代学问传统的致命打击。因此，今天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就主要体现在这一学科没有找到自身的意义基础。

[19] 当我们读到这里，最好不要立即联系上儒家传统中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抉择，请注意作者常用来描述古代哲学特征的论辩、逻辑、劝导、质疑、沉思等词汇，他的问题是：哲学论辩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并不是纯粹的理智游戏，而是通过论辩、推理、分析的过程发现自己的无知，打开精神的视界，确立独特的生活方式，唯此方能在灵魂中激起一种哲学着迷、亢奋和陶醉的状态，让听者的灵魂完全被震惊。承认儒家的宗教性，我们才能理解，儒学在学问分科（以经学为不变核心）、核心价值（五常或三纲五常）、信仰崇拜（天、道、祖先等）、行为规矩（五礼等）、自我修炼（修身及行礼）、求善而非求知等诸多方面，都与各大宗教相似。

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建构出来的中国哲学（往往等于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已经根本不等同于中国古代相应的学问。由于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危机丧失自觉，导致中国哲学研究出现了如下一些现象，我称为几大风气——指导原理之风、体系建构之风、中国特色之风、本体论/形而上学之风。

[10]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94页。摘要 最近二十多年来围绕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背后反映的是当代中国学统重建的范式困境，以及当代中国学人的精神贫困。

[13]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96页。在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中，笔者不幸一直处于质疑和批评者的角色。这是因为哲学史研究主要是整理旧章，而哲学研究主要是原创性研究，尽管必须以哲学史为基础。XE "Husserl, Edmund" 阿多与胡塞尔一样，均在强调哲学作为一种纯粹的理性活动所具有的与人的生存方式相关的意义，也即理性思维活动的精神价值，请注意胡塞尔所用的纯粹的理性、自由的理性等词汇。

[45]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17页。所谓指导原理之风，是指把中国哲学研究变成挖掘、建构据说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原理的风气。

[50] 海德格尔，《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第6页。阿多强调了哲学这个词的动词性，因为它代表爱的经验[31]，是一种智慧的练习和一种生活方式的实践[32]。

犹如我们说男人与女人可以相互交融、彼此不分，但这不等于说男人变成女人、女人变成男人。……如果哲学是诸科学的基础，那么它更少地是科学的，还是它必须在一种更高的和更彻底的意义上符合科学的观念？显然是后者。